现行实践中，无论是立法语言还是司法裁判，均对商业宣传和商业广告缺乏明确区分标准。《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未阐明宣传行为和广告行为的实质内涵，均仅从相关行为的外延进行界定，且两者外延重叠很大，缺乏区分。

商标的作用是表明商品服务来源，而驰名商标由于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以及市场受认可度，攀附或者侵害驰名商标知名度的侵权行为在市场活动中也屡见不鲜。商标淡化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商标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具有更隐蔽的侵害性。

对于“直播带货”这一领域，在监管责任并未完善之前，各方参与主体应主动按照具体的合作模式确认自己的法律地位并遵守相应的义务，提前防范各环节可能存在的虚假宣传风险。

关于专利申请文件所涉及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还有不少有待发掘的研究空间，也亟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能通过法律法规和经典案例予以明确厘清。

202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完善知识产权司法救济措施。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案判赔额虽有升高趋势，但如果遇到侵权公司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其股东通过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全身而退、“换个马甲”开展新的侵权行为，甚至某些侵权人正是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来规避侵权责任的情况时，一般的侵权救济显然难以实现制止侵权和获得赔偿款的目的，同时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开源许可证究竟是什么，它的法律性质又是如何，GPL许可证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又会带来哪些法律风险？这些都是在我国软件工业蓬勃发展，开源软件的使用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司空见惯，国内开源项目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法律却没有对开源许可证的法律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之际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直播带货”成交规模为4338亿元。2020年，仅“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淘宝直播就诞生了13个“亿元直播间”，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累计交易额超9000亿元。

近期，《人物》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1]将“外卖骑手”架上了舆论风口。紧接着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声明[2]，称“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将尽快开发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 10分钟”的小按钮，随即引发众多争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