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古稀老人——78岁的拜登和74岁的特朗普正在精神抖擞地向球长宝座发起最后冲刺，退休时才55岁的奥巴马却已在各大综艺节目里浪了四年。

不曾想和特朗普同岁的克林顿入主白宫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那一年，设计师南巡讲话，马化腾正在特区念大三，李彦宏在松下公司实习，年长一些的马云开了海博翻译社，但都还没摸到互联网的门，毕竟1994才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同处于1962年-1972年出生的黄金一代还有丁磊、张朝阳、雷军、曹国伟、沈南鹏、周鸿祎、俞敏洪、王传福、李书福。黄金一代们大抵都在1990年代中叶乘着设计师的东风奔涌翻浪。而作为拜登、特朗普同龄人的柳传志、宗庆后、曹德旺、任正非，自八十年代便开始创业，给作为后浪的黄金一代趟开了路。

有人讲，1962-1972年出生的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幸运的一群人，说他们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避开了计划生育，错开了上山下乡，上学时是公费，毕业时包分配，房价对他们也一直很友好。这些理由确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80后同样也有拿得出的：拼多多的黄峥、头条的张一鸣、大疆的汪滔、滴滴的程维、快手的宿华、比特大陆的吴忌寒、最近很火的蒋凡，还有79年出生的王兴也能归入这白银一代，他们均在不到30岁的时候便创业成功，崭露头角，并在35岁左右在自己的市场上有一语定乾坤的分量。而90后如今也已逾而立，目所能及处，我们能看到哪个榜样或者榜样的影子呢？戴威、马佳佳还是孙晨宇？

那么影响一代人是辛劳无为，还是风生水起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确实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并快速催生一代新贵，但我们也要清醒地体认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无论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计算机革命还是信息革命，过程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剧变，虽然金字塔顶层在不停地换人，但其结果都是财富和资源的集中度越来越高，恐怕石崇也要感叹贫穷限制了其想象力。而宗庆后、曹德旺、李书福这些传统行业的领军人物，并不依赖和得益于近二十年的信息革命。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恐怕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和对外的姿态，当尊重规律和市场，便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尽享制度的红利；当打开门窗，拥抱世界，便可以从粗到精、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坚定地改革开放，即便没有技术革命，稳步向前也是确定性的预期，倘若又恰逢技术革命的风口，发展之火自是愈来愈旺。否则，好比十八世纪的中华和当今的北高丽，即便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如火如荼，又与你何干？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去年《扑面而来的忧虑》一文所述，当民粹沉渣泛起，社群撕裂而非合作对话；当直达底层的数据控制导致中产阶级的沉落和边缘化；当表达自由的异化丧失了其原本的宝贵价值；当老人政治的兴起让人类社会失去了新老交替与新陈代谢的基本功能，而信息革命和医疗、生物技术的革新又进一步加剧老人们的优势（寿命的延长、知识的更新、对数据资源的控制），尽管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在能力上更加卓绝，但在上述效应的加成下，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在高速运转下原地踏步，不知疲倦的做功却只消耗了自己的年华，放大到整个社会而言，便是一台运转愈来愈高速，但新陈代谢却越来越慢的机器，这不仅是年轻人的痛，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隐疾。

从物理上通俗地讲，当关起门，又没有风，一潭死水，何来后浪？从生理上粗暴地讲，当人类预期平均寿命达到100-120岁时，怎么可能让黄金一代或白银一代在人生未到中点时便甘心退潮？当前浪们都想像特朗普、拜登、巴菲特这些古稀乃至耄耋之人，依然雄心勃勃地挥洒着荷尔蒙，当年轻人一眼就能看到自己花甲之年时的天花板，当建设者不能成为接班人的时候，又何来后浪？

当年轻人无法与长生不老的前辈和平对话时，自然就发明了自己的语言；当年轻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坐标时，自然就躲进了自己的二次元；其实我在前文故意漏说了当前唯一的90后白手起家的财富榜样——李佳琦，当年轻人面对高企的房价，晋升的天花板，寄希望于另辟蹊径、成为网红、一夜暴富当然是人之常情。是讨好吹捧年轻人？是苛责讽刺年轻人？还是把持着社会资源的中坚们自己应当反思？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传承，尤其是要和你的所得相匹配，如果中坚们享受着设计师拼着命打造的制度红利和开放空气，却无意或不敢于继续锐意革新，而是端着话剧腔，高高在上地赞美，空洞无物地描绘，洋洋自得地沉醉，在自以为是的幻象中，一转身便会发现，身后，连嘘声都没有，更别提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