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蔚 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宜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它们直接或间接的促使中国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1]

　　黄仁宇先生最为瞩目之著述当属《万历十五年》了，该书以极其细腻之笔触以西元1587年为楔入点，以魔鬼般之细节白描，击中中国传统社会之流弊，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代以降存在之诸多问题及其源溯。黄先生第一次提出大历史（macro-history）[2]之概念亦是在《万历十五年》中，并在之后的著述[3]逐步得以阐发。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先生以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与解构中国历史，令人耳目一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较之其他的历史读本更具历史唯物主义。

　　有幸就读于北大法学院，接触到了刻下中国法学理论的若干流派，如以张文显教授为主要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学者为代表的“法条主义”、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论”及以苏力院长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4]在此程度上温故《中国大历史》——这本只有寥寥二十多万字的薄书，知新的效果应当算是比较显然的。在更加了解了中国宏观的历史特质（抑或可以认为是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甚或是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后，再置身于当下的中国语境，看问题似乎就更明晰了一些，更不狭隘了一些，至少更不脱离实际了一些。

　　本书用宏大的历史眼光，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搜集、分析和研究来揭示社会制度以及诸多社会因素的牵连互动。让读者能够以鸟瞰的高度来检索历史，仿若辅之以数位望远眼镜一般，使其初具某种程度上“瞻前顾后”的能力。对于法律人而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外部视角，可以着眼于经济制度、官僚体制、自然条件、文化形态等诸多因素以考量和检视中国法律之内在品格，以及历史沿革与未来发展之规律。

　　特殊的地理（黄土大地）和气候因素（季风和雨量），尤其是集中资源治理黄河的需要，使得中国政治体系早熟，迅速进入大一统状态。与其同时，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则未及充分发育和锻炼。

　　黄土——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与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洪水期与枯水期的幅度变化又大，更使潜在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黄河上游的中央集权，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能给予应有的安全。所以自然力量又驱使中国团结。

　　季风雨——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在夏季三个月内。雨量在地域上的分配又极为不均，则造成灾患频仍。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的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官方提过），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大国在赈灾时有明显优势。

　　游牧民族——尤其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也使中国即使在国防线上也要中央集权。

　　至此，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下。[5]

　　黄先生在本书刚开张之处的几段关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力的阐述极为精辟和到位，使笔者忍将不住用一定的版面摘撷以示。如是结论我们亦不难在孟德斯鸠那里找到相同或相似的阐释：就法律与气候的关系而言，不同的气候会影响人的生理，进而影响人的性格、气质乃至民族的精神。[6]就关于政治奴役的法律与气候的关系而言，亚洲的气候易造成专制政体和奴役制度，而欧洲的气候易导致法治和自由的特性。[7]就关于法律和土壤性质的关系而言，一般说来，平原、土地肥沃的国家比多山、土地贫瘠的国家所享有的自由更少；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更爱好自由；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从事耕作的民族、从事畜牧的民族、从事狩猎的民族，他们所需要的法律从复杂趋于简单。[8]

　　至此，我们便可体认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是有章可循，并且是有因性的。但这绝非宿命论的窠臼，不过是必然之中的偶然的微粒发挥作用罢了。例如大禹治水。正因为水患的可怕与危害极大，加以大禹的卓功丰绩，使得其家族有必要且有威望在这个泛滥之河的上游建立中央集权。从此国家产生了，中国王朝的更迭史便开始了。

　　众所周知，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尤其是秦汉以来，我们最熟识的，迄今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即是“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用“封建社会”一言以蔽之并一劳永逸地解释着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何怀宏认为，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解释相当不同乃至对立”。[9]古人认为封建盛于周代，至秦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然取代了封建制度，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逐步走向了一个平铺化、均匀化的社会结构。

　　黄仁宇先生亦这样认为，在此情况（第一部分提及的中国政体的早熟，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未及充分发育）下，中央政权和基层社会间缺乏有效中介，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等数目字管理的先决条件无从从容展开，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和设计倾向于“概念先行”。为政之要便不在于因地制宜，而在于均匀一致：将整个基层社会视为一体，用同样的官僚，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治理。所有地方官的选拔是基于同样的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而后者同时也是所有地方的治理原则。由此，对于官僚集团而言，不同的行政区域不是各具特色、需要相应专门管理知识的岗位，而不过是若干个可以互换（interchangeable）的职位而已。这种径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10]：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庞大的官僚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同样庞大的农民群体，二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处在中间维系两者的单薄力量，无非是一种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无论其表现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是科举考试要点。这当中既无管理对象的细分，也无管理手段的细化。[11]

　　季卫东教授在此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主要是对“潜水艇三文治”中间的那层肉作进一步的探究。季卫东教授似乎第一次（如果不准确则是受我阅读面狭窄所致）明确提出“中国秩序原理”概念。季卫东教授将中国传统秩序理解为“一种复杂系”，“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秩序原理。”，通过汉代“以礼入法”的解释性转变，形成了把强调整齐划一的“法律秩序”（律令）与强调临机应变的“关系秩序”（礼教）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其中的关系网络是呈几何级不断增长的。[12]他认为复杂系的中国制度，“从整体上看，完全不同于凯尔森所设想的金字塔型的井然有序的规则体系，它不采纳把所有事实都九九归一于法律条文之下的包掇技术，因而不可能按照还原主义的‘法律八股’的思路进行复杂性缩减，也很难通过透明而精确的概念计算来充分保障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这种秩序是在各种差异因素互相干涉中形成并不断改变的有序化的一种过程和一定状态，可以想像为从律令制的主干不断分枝、生长的一颗活的‘决定之树’。”这意味着，那种源自于西方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无法理解中国秩序的内在结构。[13]这不同于西方“金字塔式”的秩序原理，而是一种“圜道式”的秩序原理。

　　由上观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体制混杂律令与礼教，充斥道德教令与意识形态。追求整体、平均，笼统，忽视对概念的精确阐释以及对细节的细致分析的非数目字政治管理模式，并且形成了中国传统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典型代表便是胡适先生笔下的“差不多先生”）。潜水艇三文治的上下面包始终无法真正的契合与形成整体，这个社会始终没有也无法成为有效运转的有机体。

　　评价起中国历史，人们总是喜欢用循环、更迭、交替、周期律、“勃焉、忽焉”之类的词，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历史的重复要远比人们想像的要更惊人，不仅仅在大的规律上，甚至是小的细节和具体的制度上。莫看本书仅有寥寥二十余万字，多采归纳法，多用大手笔的勾勒。但是期间的细节之处依然不容小觑。

　　在书中第十章对于黄巢起义有这样的描述：“九世纪中最大规模的民变出现，当中最著名者乃为黄巢，当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权又缺乏单位间的协定才使他做大，虽然一再受创，仍然能够卷土重来……他从华中向江南移动……公元879年入广州……黄巢被迫北撤后，与公元880年入陕西（西安）……黄巢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这位空前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14]

　　这让我们很自然的想起朱毛领导的红军长征，亦是先从华中到东南的闽赣，尔后被迫北撤“西进”，进入陕西（延安），在此期间四渡赤水，三渡金沙江……共产党部队亦发现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中也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们自由来去。而各地军阀只顾本区的安全和各自派系的利益，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其网罗。因此今后在表述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光荣长征历史空前绝后的时候似乎应当要更谦虚谨慎一些了。[15]

　　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有发人深思的现象。即从先秦直到明清甚至延续到当下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论争。亦有人将之看作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总的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就主流而言是个“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我们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16]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那么“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17]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揭示的宗旨亦是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止其过度发展。

　　秦晖先生还认为，中国的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大私有”兼并“小私有”，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18]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权力统治着财产，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体制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

　　刻下的中国大陆亦是在面临这样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经济（非公有制）地位逐年提高，尤其是04年的修宪及今年《物权法》的出台，虽然期间夹杂着很多噪音，遇到不小的阻力，私产已然在名义上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是对于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和抵押）中共仍然还是小心翼翼的：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放开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19]。遂做了目前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的128条与153条之中。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依然是目前当局对土地“抑兼并”或“不抑兼并”的犹豫与踯躅，当然了这亦是整个中华历史的矛盾与徘徊。

　　民国肇造，国家命运多舛，袁帝窃国、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中原大战，如此艰窘使中国在抗战初期还近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抗战的前夕，国家的总预算尚仅仅有12亿5000万元（折合为4亿美金），但就是这样的国家却动员了300万到500万兵员和另一个现代强国作战8年（或者说是14年）。靠空城计苦肉计，靠空间换时间，靠持久战把日本拖得进退不能，最后在全球盟军的一致努力下取得艰苦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了一个一等国家的地位（取得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建立了现代的上层国家体制。这些不能不说成是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历史功绩。

　　而在这期间，毛泽东率领工农攻克基层国家体制，一举解决了中国的土地制度，通过下层之革命击败了蒋介石，1949年建政后很快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发展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30年6000亿），但是不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建政之后的数次运动，如文化革命，毛泽东都想借其实现直接的对底层的管理，而最大可能的绕过庞大的官僚。然而这样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其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的发展离毛泽东的想法更是越走越远了。庞大的各级、尤其是基层官僚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也不例外甚至是更严重存在。这依然是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问题。

　　黄仁宇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在于传统社会（包括意识形态）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从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至善至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大帝国，但是庞大且非按专业技能分类的官僚组织，仅靠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黄还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数目字的管理，指的是传统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数目字管理”其实与韦伯“可计算性”的概念一体两面，异曲同工的。表述的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与之相配的一整套理性组织建构，在操作数目字的同时，也培育了对数字以及数字背后细节资料的敏感与重视。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统计也是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的一部分。没有有效的数目字管理制度，恐怕也不会有合理的“数目字”，也不会有“正确”的“数目字”。近年来中国大陆很注重“数目字”的管理，可是不论是GDP或者是CPI抑或是其他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有效性和测算技术的科学性都广受诟病与指摘。

　　我们在用“大历史观”以鸟瞰的高度检索历史，并瞻前顾后的时候，我们必然有目的地在找寻能为我们所用的资源，尤其是制度性的资源。黄先生在本书的一开篇即阐释了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中华的文化不仅仅受到中东、中亚、地中海文化的影响，甚至就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亦不是单一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以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并且在连绵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我们亦是在不断地吸收和汲取不同的外来资源和优秀文明，也正是这种包容性和吐故纳新的本领使得华夏文明尚能传承至今，而不似其他文明般作古多时了。

　　故而对于我们不断探寻的本土性资源，作溯源性地追究的话，其本身即是多元和多源的，并且还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并且窃以为它还应当包括当下形成的“新传统”，亦即由这近代一百多年以来通过移植法律形成的各种新的“本土资源”，以及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工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习惯、风俗和制度。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着力于与当下语境的适切性的制度性资源，而其是否本土或者外来已然处于次要的地位了。当然我们对此的找寻、探究的态度应当“既不是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出发来寻找中国的经验材料，也不是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反驳西方的理论。这种态度要求我们把我们自身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一并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中。”[20]

　　明清的官僚体制；宋朝的繁荣经济与科技；唐朝的开放与开明专制；民国的法律制度与高层架构；列宁毛泽东的政党制度与基层架构；数目字的管理和激情目标式的管理交织；越来越西化的文化审美与个人主义；游走在过卑或过亢的国民心态……正是这样的杂糅组合构成了当今中国的纷繁芜杂的社会。如若不具有大历史观以上下检视的话，迷失或彷徨几乎是肯定的了。

　　黄仁宇在另外一本书《大历史不会萎缩》这样写到：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经历的历史，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一部分历史的原因，所以难免会以偏概全，难免会有中西之争，难免会提出一个又一个主张，设计并建设一种又一种性质的社会，同时又难免会一次又一次的迷失和彷徨。在这些迷失和彷徨中只有牢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仔细考察中国基层和上层的客观事实和演变细节，才能走出迷途，最终看到现代化的阳光。

　　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是既定的，因为中国人要解决温饱问题，就要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建立现代化的市场体制，建立现代化的市场体制就必须有现代的物权制度；建立了现代的物权制度后，由于资本的贪婪和人的趋利，就必须有妥协的机制，就必然产生逐渐完备的司法体系；发展现代经济造成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也要求民主和权力制衡的，社会分工会使社会更加多元。

　　最后以黄先生另外一句话作结：目标既定，但是风险和牺牲并没有走开。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页21。

　　[2]黄仁宇：“为什么成为‘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1997年。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大历史不会萎缩》。

　　[4]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三期。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页21-26。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三卷第十四章。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三卷第十七章。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三卷第十八章。

　　[9]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页14。

　　[10]潜水艇夹肉面包，英文为Submarine sandwich，又可以翻译成潜水艇三文治。之所以如此称呼，原因在于潜水艇在研制初期的试航成功率非常底,几乎多数的艇员都会被闷死在海底.所以有夹肉面包的名称。

　　[11]本段观点，散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

　　[12]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70-71。

　　[13]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72。

　　[1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页124-126。

　　[15]唐德刚也认为长征绝非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黄巢起义、太平天国都比红军早，而且时间更久。《晚清七十年》之二〈太平天囯〉：“事实上黄巢的长征从山东征到广州，再由广州徵回洛阳。这位大齐皇帝的长征，不管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比朱、毛红军要长得多。再看闯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张献忠，其长征成绩均不在“红军”之下。而朱、毛红军长征纪录更远落于‘长毛’之后。一部‘太平天国史’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可说是一部长毛长征史，把捻军的长征也算在一起，前后连续长征了19年之久。”

　　[16]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页416-422。

　　[17]《明史·邱橓传》，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74，页5936。

　　[18]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问题与主义》第五辑。

　　[19]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第三部分第四点，2007年3月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20]强世功：“想起了黄宗智—本土化与法学传统”，《北大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一卷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