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百多年的技术进步，让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十九世纪之前截然不同，以人类历史的长维度观察，只能用“技术大爆炸”来形容，相应的，几乎所有的著作与论文开篇都会有“科技日新月异”类的套话。但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降，在媒体制造的IT喧嚣之外，人类在大部分技术领域进展甚微：能源转换技术、新能源利用、农业、医疗和生物技术的进展都与半个世纪前人们的估计相去甚远，照此发展速度，人类大概率将被困死在地球上。

但IT技术在这四十年间的惊人进步掩盖了科技树主干进展缓慢的窘境，IT技术的普及直接给予大众强烈的感性冲击，进而营造了重大错觉，加上科技资本裹挟下的舆论导向，大众对“如今是一个技术大爆炸年代”的概念奉为圭臬。尤其对于中国社会，四十年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依旧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当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给普通民众的感觉是技术太神奇，变化太快。但如前所述，从西方文明来看，在阿波罗登月后半个世纪，除了IT技术外，其它技术领域并没有革命性改变。

而且，即便是IT领域，过去的成功也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同样复制，因为归纳的结果无法用演绎来证明。摩尔定律、贝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分别对应处理器速度、体积和网络速度定期提升的定律）即将失效；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算力的瓶颈凸显；而量子计算机技术止步不前。IT领域更多的应用场景最多的还是社交、娱乐、电子商务、线上到线下、工作协同和公共事务，这些应用场景的变革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将现有实体经济的产值转移到线上，另一方面是成功刺激并创造了公众的需求（很可能原本公众并无此需求），最后依然是根据安迪比尔定律（Andy gives, Bill takes away.即无论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提升了多少硬件性能，都会被微软的比尔·盖茨的新软件消耗掉）来刺激产业链环节的制造与销售。

即便科技树主干的进步寥寥，但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已然开始和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此前的人类社会大致有三种社会形态，一类是常见的“金字塔”结构，一类是发达常见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结构，还有一类是黄仁宇笔下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潜水艇三明治”结构（就是赛百味啦）。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潜水艇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即文官集团，下面是一块狭长面包，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上下两层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依靠一系列社会观念，这种组织因为中间夹层的制度问题，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而近百余年的中国长期革命，就是社会的重新组织与全面改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敷设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共产党则借着土地革命改造了整个下层结构，最终才使得中国从一个旧式农业体制的社会，进入新型商业社会。邓小平及之后领导人则因着经济改革，重新敷设上下层间法制性的联系。

而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依赖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及保守和自由的两大力量的互相尊重、制衡和妥协，维持着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型的稳定的社会形态。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仍维持着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但无论金字塔或陡或缓，一般都有较为稳定的中间层维系结构。

然而，刻下及未来，随着信息浪潮的席卷，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部信息都可以数据的方式被识别、收集、整理，以用于全社会管理、决策和执行。如是变化不容任何形式的小觑，谓之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最大变局并不为过。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IT新贵们富可敌国，成功地战胜了矿产、地产和制造业的传统巨头，登上了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并且他们的野心显然不限于此，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他们又进一步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甚至开始通过技术进一步颠覆金融领域（libra）。很显然，重要的国家或经济体已体认到此，它们开始不再放任商业主体恣意进行的数据生意，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进行了全面的监管；美国开始对数字经济的巨头挥舞反垄断的大棒；中国则透过网络安全法及一系列的政策和司法实践对数据领域的监管全面收紧。

当然，上述人类社会的三大经济体采取的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和人性关怀的取向完全不同，老欧洲的人文主义情愫依旧，其数据和竞争政策仍然以人性和人的价值为第一考虑，处处限制数据的蔓延和对人的影响，免不了受到中美发达的互联网产业界的揶揄；美国的政策重在平衡，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及IT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与牵制；中国的政策最为功用，那便是利用数据治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社会治理。

一夜之间，信息浪潮的剧烈涌动将变成规制下的数据有序流动治理，而社会结构的变局，不论中美欧最终都将走向更加稳定的“二”型社会，当然期间免不了道路曲折，也免不了“靓丽的风景线”频出。

虽然残酷，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大部分人的实际劳动是机械和重复性的，且与接受长达十数年的教育并不匹配，文凭对于很多工种而言仅仅是获得一项并不需要复杂劳动的敲门砖。进而，他们的工作极容易被机器取代，但正如郝景芳的写实小说《北京折叠》描述一般，尽管容易取代，但底层的大多数工种将不会不能不敢被取代，一方面是他们的收入为机器所取代在经济上不划算，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稳定的考量：给予稳定的基本社保，让其无所事事，反而会出现大量的“靓丽风景线”，不如让其继续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尔后获得劳动所得维系其基本生活，这也是《商君书》的基本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社会的当下，占有网络和智能设备的成本极低，底层不再是传统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意见可以非常容易地表达和被感知，尽管对于决策并不重要，但对于底层民意的操纵则变得容易起来。换言之，统治阶层之间的斗争，不再需要复杂、理性和低效地对话、辩论并赢取原本是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的支持，只需要直达和激起底层的意见，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特朗普、约翰逊的崛起，还是法国黄马甲、香港面罩、加泰罗尼亚和智利骚乱皆是民粹主义泛起的明证。

另一方面，表达自由的异化凸显，原本最应该被评论和批评的公权力，因对其批评的风险在不断加大，但作为人类原始冲动的表达自由的欲望在信息空间中被进一步放大，只能涌向了私人领域，明星八卦、体育娱乐，甚至成建制的“水军”成为企业间不正当竞争的法宝。经典教育中表达自由的价值似乎被颠覆。

于社会治理而言，中产阶级的劳动取代才是最有意义的，一方面符合效率原则，理性的专业人士们所构成的中产阶级的劳动报酬过高，机器和人工智能对其的取代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决策方面，原本需要通过理性和低效地对话，方能赢取中产阶层的支持，现在可以通过底层的力量推动。

另外，通过数据收集，可以准确地知道各阶层的诉求所在，而并不需要各阶层有仪式感的表达，即无需倾听亦可作出科学决策，推动科学决策并执行不再依赖于中产阶级的理性。在决策者看来，完美的计划经济呼之欲出。

无论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还是组织有机体的社会，要想持续成长与进步，依靠的是新老交替与新陈代谢。但是信息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让人每时每刻均可获得信息和投入工作，同时因为信息愈加对称，所有交易的单位利润都会变得越来越薄，大部分的市场主体最终都将依赖走量以维持利润甚至是生存。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给予了先发者（或可称为老人们）更大的优势，例如技术的辅助优势，使其知识更不容易过时，或者更容易获致新知，例如对数据资源的把控形成更久的竞争优势，以及医疗和生物技术进步（虽然较缓慢，但能优先享受）使其寿命延长。尽管我们看到的经过良好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一代在能力上更加卓绝，但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效应加成下，对其个人而言可能会出现高速运转下的原地踏步，不知疲倦的做功却只消耗了自己的年华，放大到整个社会而言，便是一台运转愈来愈高速，但新陈代谢却越来越慢的机器，这不仅是年轻人的痛，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隐疾。

趋势不可逆，尽管趋势最终转为实际景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前景的色调大抵是灰暗的，所幸趋势也许还不会完全落实在你我的余生之内。笔触间最难过的便是前文最后一节，毕竟在过去五年间，我们最重视的是年轻人的成长。

当然，这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类社会很可能向前一踏一步就会进入一个长时间的铁幕。但又怕什么呢？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与当下相比，人类历史的前一万年都是漫漫长夜，不去讨论普通人的物质享受可能已超越了帝王将相家，仅从精神层面，你的影像、声音、文字都将被历史铭记，而不会像过去绝大部分的人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就好像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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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世界的知识量以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世界的知识量每73天增长一倍。霍金在1998年白宫千年晚会上发表演讲时曾说，如果科学知识仍然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增长的话，到2600年，如果你将新书依次摆放的话，你要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行走才能跟上新书出版的速度。因此即使是世界上最博学、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阅读更遑论掌握所有的知识，充斥在你我周遭的信息大多是无聊或无关的信息，所以我们又何须为此忧愁和焦虑？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步太慢，我们不妨便慢下来，沉心专注，也许永远也回不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时代，但可以从容行走在最好的时代，不疾不徐，静待花开。